趙樹理創作實踐的時代價值
趙樹理創作實踐的時代價值
1947年7月，晉冀魯豫邊區文聯召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，旗幟鮮明地號召邊區文藝工作者“向趙樹理的方向大踏步前進”，趙樹理成為繼魯迅之后的又一面文學旗幟。這位來自太行山深處的“農民作家”，用他特有的山藥蛋派風格，在革命與建設的洪流中譜寫出獨特的文學篇章。在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的今天，重新審視趙樹理的創作實踐，其作品中蘊含的鄉土情懷、為民理念與時代氣息，恰如一面穿越時空的明鏡，映照出中國農村變革的深層肌理，為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著寶貴的精神資源。趙樹理立足本土推陳出新，創造了一系列形式通俗、思想現代、並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新文學作品，實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的繼承和轉化。他的創作以農村生活為背景，以農民為主體，語言通俗質朴，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廣泛影響，其時代價值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。
鄉土情懷：文化根脈的現代傳承
趙樹理創作實踐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，是他在山西農村生活和創作的重要體現，也是他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。這種風格強調了農村生活和農民的生活方式、語言和文化習俗，以及農村社會和文化的復雜性，不僅展現了農村社會的復雜性，也傳遞了農民的情感和價值觀。正是這樣貼近生活、貼近實際的鄉土氣息才使得他的作品能夠廣為傳播。
趙樹理筆下的鄉土世界不是牧歌式的田園想象。《小二黑結婚》中三仙姑的裹腳布、《李有才板話》裡閻家山的土窯洞，這些充滿泥土氣息的細節構建起真實的鄉村圖景。趙樹理深諳民間文藝的密碼，將鼓書、快板、地方戲等傳統藝術形式熔鑄進小說創作。《靈泉洞》採用評書體敘事，《三裡灣》融入板話結構，這種創造性轉化不僅讓農民讀者倍感親切，更構建起民間文化現代轉型的獨特路徑。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為時代課題，趙樹理的實踐啟示我們：文化傳承不是標本制作，而是要在當代語境中激活傳統基因。這種對鄉土的真實觀察，啟示當代創作者需摒棄浮夸想象，以“回鄉”“回家”的姿態深入農村，捕捉其復雜性與生命力。
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，趙樹理對農村問題的觀察（如基層治理、文化改造）仍能為我們提供歷史鏡鑒。趙樹理的創作根植於山西地域文化，融合民間藝術形式（如評書、快板），展現了本土文化的主體性。這對全球化語境下如何構建中國特色文化話語體系極具參考價值。構建中國特色文化話語體系，需要以本土文化為根基，提煉民間話語的現代性表達：挖掘地方性知識，通過田野調查與浸潤式體驗，捕捉方言、節慶、技藝等文化符號，形成具有辨識度的文化標識。例如，趙樹理對晉南民俗的細致描寫，如婚喪嫁娶、農事勞作，不僅記錄了鄉村生活，更成為文化傳承的載體。重構傳統藝術形式，借鑒民間曲藝（如快板、評書）的結構與節奏，將傳統敘事方式融入現代創作，平衡通俗性與藝術性，避免“土得掉渣”的簡單模仿，而是通過提煉與升華，使鄉土語言既貼近大眾又具備審美價值，汪曾祺就曾評價其語言“既通俗又典雅”。
為民理念：人民文藝的永恆坐標
趙樹理的創作始終保持著清醒的“讀者意識”。在《李有才板話》開篇，他直言要“寫給農村中的識字人讀，並且想通過他們介紹給不識字人聽”。在1949年至1965年北京工作期間，他有一半多的時間生活在農村。他總是心甘情願地充當農民的代言人，時時處處維護農民的利益。熟悉農村、心系農村，又時刻牽挂農民日常生活的工作作風，是“文藝為大眾服務”的基本要求。
趙樹理明確提出“問題小說”的寫作理念，如《地板》糾正土地勞動價值的錯誤觀念，《福貴》關注破產農民的生存困境。他通過文學直接介入社會問題，強調“政治上起作用”，但這裡的“政治”是根植於鄉村實際需求的政治，而非教條化的政策圖解。這種以解決現實問題為核心的創作觀，啟示當代文學應避免無病呻吟，直面鄉村振興中的矛盾（如城鄉差距、文化斷裂）。趙樹理不僅用筆書寫鄉村，更直接參與基層治理。他擔任縣委副書記時的工作筆記記錄了農村實際問題，其調解方法被提煉為“趙樹理調解工作法”，如區分“四理六象”當事人性格、採用“五先五后”調解步驟，將文學人物（如“常有理”“糊涂涂”）轉化為化解糾紛的參照模板。這種“用土辦法解決土事情”的實踐智慧，為基層社會治理提供了文化資源。
在當下城市化進程中，一些群體的生存狀態，亟須趙樹理式的“俯身傾聽”，強化問題意識與社會責任感。趙樹理的創作實踐証明，文化為大眾服務的核心在於“以民為本”——用大眾的語言書寫大眾的故事，以大眾的需求引導創作方向，並通過文學的力量推動社會變革。在當代，面對文化工業與消費主義的沖擊，趙樹理的理念提醒我們：真正的文化大眾化不是迎合低級趣味，而是扎根民間、服務民生，讓文化成為照亮大眾生活的火炬。
時代氣息：歷史進程的文學見証
趙樹理的創作實踐所展現出的思考，根植於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、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國的農村社會實際，同時將五四以來中國社會劇烈變革的新銳思想，以及農村社會結構由此發生巨變的時代特征融入小說的內容創作中。從抗日根據地到農業合作化運動，趙樹理的創作始終與時代脈搏同頻共振。《李家庄的變遷》記錄著根據地民主政權建設，《三裡灣》描繪合作化中的觀念沖突，這些作品構成了解讀中國農村變革的文學編年史。
在民族形式與現代意識的融合中，趙樹理開辟了獨特的現代性路徑。《小二黑結婚》將自由戀愛與傳統說唱形式結合，《“鍛煉鍛煉”》用民間幽默化解人民內部矛盾，這種創作智慧打破了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。當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張力日益凸顯，趙樹理的實踐啟示我們：真正的現代性不是對西方的簡單模仿，而是立足本土的文化創造。他的創作証明了文藝可以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力，為當代文藝如何服務於時代主題提供了歷史經驗。
趙樹理的創作實踐証明，文化反映時代變革的核心在於“真實”與“介入”——真實記錄社會轉型的陣痛，介入民生問題的解決。創作實踐需要扎根現實土壤，捕捉時代核心命題，需要敏銳捕捉社會轉型期的核心矛盾，將藝術表達與時代需求緊密結合。同時，借助民間藝術形式與地方語言，降低接受門檻，才能增強文化作品的傳播力。趙樹理的成功表明，隻有以大眾熟悉的語言和形式為載體，文化作品才能真正成為社會變革的催化劑。其作品既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，也為后世提供了捕捉時代問題的創作范式。在當下，面對鄉村振興、城鄉融合等新命題，創作實踐者仍需繼承趙樹理的精神：扎根泥土、直面矛盾，讓文學成為照亮時代前行的火炬。（陳晉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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